汪曾祺《受戒》中很少被注意到的佛徒生活与寺院经济在现代时期乃争议巨大的真实存在。通过以“新思想”改写“旧生活”，汪曾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受戒》等作品无意中触及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去信仰等问题，在为“事功”而抒情的同时，也为“事功”而忧虑，表现出矛盾困惑的一面。借用汪曾祺归纳的“抒情考古学”方法，将“旧生活”与“新思想”同时历史化，有助于考察《受戒》等小说历史与美学、抒情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进而揭示现代性悖论在汪曾祺作品中的显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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