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吊》并非“朝花夕拾”风格之回归，而是特异形态的“故事新编”。女吊“复仇”精神实系鲁迅之“发明”，但其所谓“复仇”不具现实行动可能，仅存留于精神层面，这也是《女吊》叙事困境之所在。鲁迅将与复仇精神不相谐的女吊形象纳入复仇书写序列，很可能与他在陶元庆画作《大红袍》中得到的女吊印象有关，陶氏稍后为《苦闷的象征》设计的封面画几可目为《大红袍》之升华，鲁迅之复仇观亦深蕴此苦闷象征的个人化隐曲。鲁迅假托“民间”以祛魅知识权力司掌者的克里斯马光环，仅以“民间”为方法而非立场，他实际吁求的是超越一般精英知识分子，能启人“心声” 与“内曜”的“一二士”。

欢迎阅读《外国文学评论》！您是该文第1260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