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话剧《国家至上》在国家危亡之际力倡回汉团结，颇获时人肯定。然而，在这部剧中，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团结”立意，因发起者、创作者及排演者各自的目的、寄托和由此生发的策略，与文本和演出实际有所参差，因此，《国家至上》一方面在抗战时势的推动下实现了回汉民族团结题材的开创性书写和传播，成为抗战文学史上值得铭记的一页，另一方面也因时势限制而无法更加深入地探索各民族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途径，在国家认同建构方面留下了有待后人深思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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