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字圈的言文一致运动背景下，中日共同面临在与西方学术相遇过程中定义“文学”的问题，而章太炎和夏目漱石广义的“文学”观都超越了以小说为中心，以“排他性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文学”概念。随着民族国家建构的完成，“现代文学”主体形塑使命弱化。只有扩张“现代”和“文学”的概念，才能释放“文学”之巨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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