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虫篆刻”四字连用以比譬于赋，首见于扬雄《法言·吾子》，自扬雄此语一出，后世遂以“雕虫”“雕虫篆刻”或“雕虫小技”论赋或文章。清代黄承吉认为“文章关系至重”“文辞之为道至大”，并系统论证了“雕虫篆刻”“虫篆小技”“雕虫小技”与赋及文章的关系，认为扬雄既然以赋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则是一网而赋已尽矣，则扬雄“丽则”“丽淫”之说明显存在矛盾。可以说黄承吉虽论证了“雕虫篆刻”的本义与赋无关，但是扬雄毕竟用“雕虫篆刻”云云议论赋，因此黄承吉所言“‘雕虫篆刻’四字与赋无关”是指扬雄乃“拟不于伦”，并深中扬雄之微意。黄承吉以治经的方法探讨赋学问题，也是探讨文章价值的重要问题，在扬雄研究中独具一格，典型体现了清代学术研究的实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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