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在两种意义上发明和激化了文化的问题性：时间轴的文化内与地理轴的文化间。在文化内部，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换或二者之间的缠斗、协商和包容；在文化间，是各种文化的相遇、冲突和融合。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文化研究路线。20 世纪50 — 60 年代以来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多种赋义和版本都不外在这两条轴线上展开。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比，“文化马克思主义”虽在原则上没有全然放弃经济的最终决定性乃至阶级论的有效性，但对人类学意义上文化概念的汲取，使之打破或松动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文化被认为与经济活动、政治制度一起构建了社会整体，而且由于文化被赋予物质性、体制性、无意识性、日常生活性等新的含义，它便成为一种更基础、更深沉和更具决定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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