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诗群以个人欲望为基点，屈辱和焦虑交织的感伤情感与“异化”体验，看似近于西方的浪漫主义潮流，更暗合着大正时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实质和厨川白村的“苦闷”哲学，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泰戈尔热、惠特曼热则推波助澜，导致了创造社诗歌的异军突起。在“新浪漫主义”的辐照下，前期创造社体现出“为艺术而艺术”的非功利倾向与“主情主义”的核心追求，用想象支撑诗歌的艺术“天国”。而创造社“转向”也是逸出大正文化圈的场域转换所致，是对个人主义“感伤病”清算的结果，“转向”标志着当初有日本大正文化滋养的“新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暂时退潮，但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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