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集年号甲子案”发端于《宋书·陶潜传》，李延寿《南史》、《文选》五臣注为之推波助澜，使之深入人心；身处易代之际的诗人们不断形诸吟咏，成为士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对此，清代陶澍等学者认为，《宋书·陶潜传》记载的情况发生于陶集自定本的目录中，沈约此言乃是“发其微趣”“据录之体例为言”。这实际上为解决这一文学史公案提出了一种假说。桥川时雄和朱自清均否定此说。本文结合宋刻递修本陶集，为此假说提供了若干实证，也对早期陶集的编纂和流传情况进行了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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