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这一今日用于指代旧文学的术语，在30 年代由苏联译入汉语时，所指的仅仅是19 世纪的欧洲文学。在这一概念的范围向中国旧文学转移的过程中，1932 年的“第三种人”论争可视为其转折点。在论争中，被当作“遗产”的“同路人”文学和“大众文艺”实具有相同之结构：作为革命所不得不面对且加以利用的资源，这两种资源与其称之为“遗产”，不如称之为“债务”。倘使如此，“接受遗产”对革命而言就并非带补充性质的闲务，而应当视为其本体。“第三种人”论争的国际与国内政治背景则提示，不得不转向“遗产”以寻求自我再定义的，是陷入分裂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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