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晚年专注于书法创作，以自题跋语的形式自述绍圣以来的书法转变，在题跋文中形成三重回观。题跋以元祐旧迹为参照，自叙悟入三昧、摆脱元祐俗病的习书历程，体现书、禅融通下的书学大成。他在呈示书迹变化的同时注目于我身变化，假般若空观否定我身恒存，完成“今我”的安顿，由此超越谪途中的身份焦虑。这种由书及人的自我叙述隐含着党祸高压下元祐士大夫未绝的向心力，始终面向苏轼主盟的艺文批评场域，并将元祐文士游于艺的文采风流置换为逆境中的修身自持。这一重对于“元祐”的回观，标识着北宋后期黄庭坚主导下斯文传承的特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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